周攀：瞄准GDP的新增量

　　2017年1月7日，由博雅总裁商学院主办、博雅资本承办、华泓（海南）投资有限公司冠名的“海棠花开——第八届博雅财富论坛暨2017博雅企业家年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博雅资本业务合伙人周攀先生作为本次年会的特邀嘉宾，带来了《瞄准GDP 的新增量》的主题演讲。

　　GDP是宏观经济学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要寻找GDP新增量，要从供需两端来分析。GDP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经济的需求侧，一个是经济的供给侧。这两个层面的变革会带来GDP新增量。

　　讲GDP的新增量，不得不提到中国重大历史机遇期这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又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实际处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框架下。在这个体系里，美国一直处在全球产业的价值链顶端，最典型的企业就是硅谷和波士顿的那些高技术企业。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是承接了从美国转移而来的次高价值产业（例如重化工业和电子元件业）。而在日本经历了持续高速发展之后，又在六七十年代将产业分工的次一级价值再次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造就了亚洲经济四小龙。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中国实际承接了由四小龙和日本转移出来的产业链最低价值的部分。全球产业体系在亚太方向的子体系，就是日本曾引以为傲的“雁型阵列”。我国在过去接近四十年中实际是以全球产业的最低价值分工起步，逐步走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的。2008年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重大转折。在客观层面上讲，电气化技术匹配石油能源作为底层技术基础已经无法继续做大全球经济蛋糕。主观上讲，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的意愿与高昂的全球治理成本相冲突，导致成本上升速度远远超过对利益攫取的速度，不得已进行战略收缩，美国的战略收缩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战略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重大历史机遇期的大背景。

　　在经济的需求端，一般由消费（也就是内需）、投资拉动、出口三个大类组成，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需求端三驾马车。我们先来看需求侧的变革。

　　首先，消费的全面升级，带来了GDP的新增量。国民的消费就是内需，改革开放将近40年，国民消费需求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在80年代，国民消费最大的需求是吃饱肚子，消费构成是以较低层的需求为主。到了90年代，人们的消费需求向更高层次演变，人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希望有相对比较丰富的食物，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万科为代表的房地产企业，或以娃哈哈、康师傅为代表的快速消费品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快的发展。时间进入2000年代，加入WTO带来的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和飞速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很多消费需求的爆发。在吃饱肚子以后，我会想要更丰富的食物种类。同时，90年代末的商品房改革也释放了房地产市场。原来人们住在小房子里，之后就希望住一个大房子和更好的小区环境。原来买不起的商品，当社会财富、技术手段达到一定水平时，与商品供应相匹配后，手机和汽车这样的消费品也经历了蓬勃发展，加上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商品流转，所以我们看到淘宝，家装企业、汽车企业，华为这样的企业，快速成长起来。到了2010年之后，除了多样的食品，人们还要求更均衡的营养。此外，也更重视体形和外表，所以健身与美容领域的消费升级开始走上快车道。同时，无论是出境旅游还是国内旅游，消费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我们观察到中国社会具有这样一个明显特征：一些曾经不存在的消费需求，在社会财富总量和技术手段达到一个匹配的阶段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规模的市场中，一个接一个细分市场迅速爆发，汽车是这样，手机是这样，房地产也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需求端新的投资拉动带来的GDP新增量，这里就以一带一路为例。美国主导的产业秩序在全球经济触及发展的天花板时，我们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实质上是在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产业分工体系。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培育了承接我们落后产能，承接更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并巩固给将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保障的能源通道。所以，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会给我们带来GDP的新增长，也会给我们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非常大的支撑。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开展，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看看我们一带一路的外部投资需求，它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走廊、西伯利亚和南北线的经济走廊、中东西非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内部投资是我们民营企业非常大的增长点。喀什、西安和重庆，它们在一带一路的国内布局中非常重要。喀什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是定位与转口贸易和金融中心的“新上海”，将来会辐射中亚和巴基斯坦三亿人口的市场；西安是西北到东南沿海城市门户城市，是河西走廊到喀什的起点；重庆这几年一直是各省市GDP增长第一名，渝新欧铁路可以辐射欧洲，还可以辐射中南半岛的东南亚市场。2016年1月26号《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在规划中郑州、武汉列为国家中心城市。我们可以确认国家的战略一定是全面向西进发，而中部出现新的增长极，则是工业有效向西延伸的重要前提。胡焕庸线沿线省市将涌现新的增长极，而在不远的将来，GDP的新增量会在胡焕庸线的左侧，也就是中国广袤的西部大地上大范围爆发。

　　出口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增量，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有两大名片，核电和高铁。它们代表中国核心基建和技术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外输出。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签署的这些基建投资的协议一般都是50-100年，这代表在50-100年的时间跨度内，除了一次性投资之外，我们还会有非常多的运营和维护的利益。这些都是我们难以被复制的核心壁垒。第二个例子，大连科德制造的高精度五轴立式机床已经开始销往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中国机床制造行业的重要里程碑。这表明我们的出口在转型，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在出口构成中增加比例。第三个例子，人民币国际化配合直接贸易结算，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依托贸易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形式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最典型的结果，就是未来我们外汇储备会持续的下降，也许会下降到2万亿到2.5万亿。但这并不可怕，我们会看到与此同步的新气象，在SDR特别提款权中人民币已经获得相当大份额，这代表人民币正在成为全球储备货币。RMB资产和RMB债券也会逐渐填充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库，人民币汇率的行成，也会从盯紧单一美元到盯紧一篮子货币。在全球经济中，人民币在全球战略资产的定价中越来越有话语权。

　　供给侧这边发生了什么变革？我认为“信息”是新供给侧的核心之一，信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提供了新的GDP的来源。旧的供给侧，就是钢铁、煤炭等匹配过去四十年粗放式发展的供给端产业，而新的供给侧，就是更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体系，能源利用方式的更加高效，大数据技术与各行业结合带来的效率，是军民融合下更多先进技术的快速民用化和商业化。为什么说信息是新的生产要素呢？在全面信息化的过程中，云计算给硬件持续扩充硬件计算能力；万物互联连接更多硬件和数据；大数据作为像石油、黄金一样有巨大价值的矿藏，给人工智能和价值的挖掘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内容；AR/VR技术，又提供了全新的人机交互方式；硬件计算能力高速增加，今天最简单的手持设备，都超越了曼哈顿计划的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而由中国企业参与设计的全球5G通信标准，也代表了信息传输能力飞速增长。我们看到，国家在从立法的层面将虚拟的数据划定为权利，去保障它成为一种合法的商品，并具备价值，但原来这块价值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新增量。市场会收到这个信号，我们也一定会看到全社会的信息化继续蓬勃发展。归根到底，因为底层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产业逻辑一个重大变化，导致了新的GDP的增量的产生，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应用层的投资活跃。所以信息会是新的财富来源，会产生新的GDP增量。在我们看来，本质上是技术进步带来了新增量，是GDP的新内涵，也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投资方向。

　　博雅资本作为专业的股权投资机构，我们的愿景就是在这种大潮下去搏击GDP新增量。我们会去布局经济结构调整中快速成长的市场主题，并以谨慎的专业化流程去定位行业与标的。如果说博雅直投就像特种部队的精准狙击一样，博雅母基金就是一个集团军协同作战，我们与市场上最优秀的机构投资者深度协同，规模化的筛选优秀的标的。我们的核心命题是最大限度的消除与分散不确定性。

　　作为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向来只有向技术要增量，向创新求进步的道理，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一定会重复大清国遭遇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那样，因为清朝所代表的文明仅仅停留在上一维度无法进阶，而对手已经进化到工业文明。我们看到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双螺旋在相互提供动力推动社会前进。美国主导的电气化技术和石油能源支撑了人类的二十世纪，在这种技术的潜力到达经济学函数的极限时，又到了决定下一个百年发展方式的变革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战略机遇第一次摆到了中华民族面前，中国的肩上，有带领人类冲向深空的使命，有国家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还有与友邦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宽大胸襟。在国家的历史机遇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事业与投资如何选择，值得思考。